在译帮翻译的印象里，中国文坛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超过了英国。连续10年，中国年均新版译著上万种，《堂·吉诃德》、《红与黑》等外国名著的中译本竟超过20个……这是否剃头挑子一头热呢？

在国外，从事中文翻译的多是大学教授。这些较为精通汉语又热爱翻译的学者往往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中文，向本国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，但他们也面临着学术、经济以及舆论环境的压力。

一.日本翻译家的困惑

译帮翻译举例:“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发生了分裂：对古代中国无尚崇拜，却对现代中国存在误读。”日本翻译家安藤阳子说，在日本，翻译中国古典作品的人被尊称为汉学家，可以得到从副教授升至教授的机会；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则不被重视。那些翻译家，想改善日本的中国观，却只能在业余时间做翻译。

“由于政府的变动很多，社会不太安定，书店也不景气，都要出版畅销书。” 安藤阳子说，翻译环境不好，导致一些作品的宣传错位。莫言的书在日本的发行广告中就被包装成黄色图书。

她也翻译过一本中国当代文学作品，起初被不少出版社以“不赚钱”为由拒绝了，最后找到早稻田大学的校长，他看过后说，即使不赚钱也要出，“只要有意义”。该书出版后获得了日本出版文化奖，此后该校开始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。

为了能安心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，安藤阳子和其他现当代文学翻译家也会翻译一些古典作品。“只要有一本研究古典作品的书，就不会挨骂。”

在日本还出现一种翻译现象，干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准确传播。有些日本文学家，雇中国留学生把汉语译成日语，再根据这些模糊的日语推测原文的意思，然后重新写成一篇小说。就这样，一句汉语不懂的作家们正大光明地出版翻译作品。“尽管他们的意图很好，但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种好做法。”安藤阳子说。

二.英国翻译家的尴尬

译帮翻译举例:作为历史系教授，蓝诗玲只能在教课之余翻译中国文学作品。读博士时，蓝诗玲翻译了韩少功的《马桥词典》并走上翻译之路。至今她已经译出了韩少功、朱文、阎连科等人的多部作品。

蓝诗玲说，英语世界比较排斥外文翻译作品。每年英美两国出版的外文书籍只占市场份额的2%左右，法国和德国则分别是27%和13%。

每周有两三天，蓝诗玲都会乘火车从居住地到伦敦讲课，火车上的45分钟是她仅有的中文小说阅读时间。她说如果自己完全自由的话，就可以大量地翻译。“英、美的学术界是很看不起翻译的，认为这对学术没有任何贡献。”蓝诗玲略带无奈地说，如果把时间过多地花在翻译上，就会被同事质疑，让校长生气。

即使有翻译时间，选择翻译作品也是个问题。由于缺乏必要的图书推介和数字共享资料，国外的翻译家很难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动态。蓝诗玲找到的几本小说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。

了解了中文作品，联系上中国作家也是个漫长而艰辛的工作。这一点，中国作家李洱深有体会。他的小说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被德国翻译家夏黛丽选中并译成德文，畅销德国，也成为2008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送给温家宝总理的小说之一。但起初夏黛丽找了许多朋友，绕了不少弯儿，直到半年之后才将越洋电话打到李洱的手机上。一位意大利翻译家在四处打听李洱时，得到的多数答案是“我不认识李洱，保证中国没有这个作家”。此外，译帮翻译深表当前国内文学代理人行业尚未得到规范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国翻译家和中国作家之间的合作。

三.应鼓励外国翻译家关注中文

为鼓励更多优秀作品“走出去”，译帮翻译认为给国外中文翻译家设立基金非常有必要。“中国图书在欧洲被列入特殊需求的书，只有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才会买。想象中市场很大，实际上很小。因此很多做介绍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都默默无闻。我们要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支持以及精神的奖励。”

“国外有很多鼓励其他国家的人翻译本国著作的做法，值得借鉴。”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隽博士介绍，2009年，法国借用中国翻译家傅雷之名设立“傅雷翻译出版奖”，以奖励中国年度翻译和出版的最优秀法语图书。2004年，德国设立“文学之家—德嘉银行奖”，由德嘉银行每年提供2.5万欧元奖励给对传播德国文学和科学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外翻译家。2008年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卫东获得这一奖项。

“有的国家已经意识到翻译的不可或缺并采取举措。在挪威，翻译者的名字和原作者一起出现在封皮上，而且这本书每被借阅一次，翻译者就会得到翻译费外的相应版税，由此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价值，受到尊重。这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问题，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是否认识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。”译帮翻译说。

所以译帮翻译表示，如果能有相应的资助行为，可以鼓舞翻译者们对中文作品翻译投以更大的热情。

译帮翻译愿与中国翻译行业一起，在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和提高等方面共同努力，让我们的翻译事业薪火相传，不断进步！